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582篇观点精粹，欢迎阅读。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原标题为《商事制度改革与产业专业化》。

  4月9日，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就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等方面做部署，这对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配置并未充分依靠市场，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实际权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其中一个表现是产业专业化不足。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具有规模偏好，喜欢高投资、高就业和高税收的项目、企业和行业，导致各地产业结构同质化、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对产业专业化进行测算的大量文献也证实，中国产业地理集中度较低，地区间分工明显不足，专业化水平并未随着人均收入等经济发展指标的上升而上升，甚至还有所下滑。

  因此，要素配置过程中如何让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又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为决定中国产业专业化和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商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商事制度改革历来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突破口。从具体内容来看，商事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事前准入的便利化和事后监管的公平化两方面，促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取各类生产要素。所以说，商事制度改革可以成为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推动产业专业化的重要着力点，需对此加强研究。

  刘诚和杨继东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的论文《商事制度改革与产业专业化》以2007—2015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各城市工业用地出让数据构建供地基尼系数来衡量产业专业化水平，发现这期间全国供地基尼系数的均值在[0.51，0.56]区间内小幅波动，且在2012—2015年出现下滑。

  构建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在项目市场上的博弈模型。公式推导发现：①商事制度壁垒的存在，限制了市场自身所具有的通往产业专业化的能力；②由于政府存在规模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和重化工类行业可以获得更多生产要素，各地产业体系趋同；③商事制度改革可以有效抑制政府的规模偏好，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产业专业化。

  使用各城市设立市场监管局的时序变量测度商事制度改革程度，通过一系列实证检验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产业专业化水平，设立市场监管局可使专业化水平提高0.032，是其均值的6%、标准差的32%。其作用机制是，改革抑制了政府对行业规模和税收的偏好性投资，降低了投资向部分行业的同质化集中，促进了企业自由进入市场。

  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对商事制度改革不敏感，这限制了改革总体效果的充分发挥。商事制度改革对技术强度较高行业（高技术行业）、契约强度较高行业的作用更强，这些行业在改革后专业化势头更显著，表明商事制度改革可以推动高质量行业更快发展。

  该文的研究结论为合理设计和落实商事制度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产业专业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对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做法非常多，但商事制度改革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改革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得到了国内外商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因此，应将商事制度改革相关举措“深耕”下去，把功夫做足做细，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藉此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新冠肺炎疫情拉低增长动力的背景下，释放经济长期增长潜力至关重要。

  第二，抑制地方政府的规模偏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其中也存在规模偏好、保护主义等问题，为此中央大力倡导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放管服”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也在这个范畴之内。只有切实推进政府改革，经济改革的效果才能事半功倍，所以商事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需与政府权力清单、信用体系构建等改革相互协调、相得益彰。

  第三，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为产业专业化的全面推进提供更多机会。国有企业数量、产出、就业等方面远低于民营企业，但在一些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能源密集型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对商事制度改革以及其他一些市场化改革不敏感，拉低了改革效果，使各类市场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到高效率领域，导致产业专业化水平较低。所以，应加快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类改革等市场化改革，为中国产业专业化和经济高水平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第四，加快推动高技术和高契约行业的专业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商事制度改革可以推动产业专业化，并可加快高科技和高契约行业的发展，对于中国自身发展以及应对国际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际经贸环境恶化，贸易战和逆全球化加剧了对外贸易和科技引进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商事制度改革应为中国自主创新和产业链升级提供精准服务，瞄准特定技术（如5G）、特定产品（如芯片）、特定行业（如信息技术等生产性服务业）为其提供更便捷的准入条件以及更宽松的监管环境。